何为“唐初十八学士”？文化天团

“唐初十八学士”又称“秦府十八学士”，是唐朝对初唐秦王府文学馆中的骨干成员——十八位学士的统称。

武德四年（621），初年瑞丽最新报道消息新闻网唐高祖李渊封当时还是个解秦王的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允许他在府中开文学馆招募文士。位→李世民于秦王府文学馆文士中选出十八人，文化天团命阎立本为他们画像。唐朝后世遂称此十八人为“唐初十八学士”。初年阎立本绘制的个解《秦府十八学士写真图》至今仍存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学士之职，位→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文化天团出入侍从，唐朝因得参谋议、初年纳谏诤，个解其礼尤宠。位→”身为学士，既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能通晓儒经、草诏应对、编修图书、整理典籍；又要有优秀的德行，符合儒家对“士”的道德标准。

十二峰陶砚，唐。来源/故宫博物院

这十八位学士，就是德才兼备、为秦王出谋划策的十八位文学侍从。十八学士之一褚亮所撰《十八学士赞》中记录十八学士人员为下：

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一作抱义）、身立名扬。

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

记室考功郎中于志宁：古称益友，允光斯职。蕴此文辞，怀兹谅直。

军祭酒苏世长：军谐噱，瑞丽最新报道消息新闻网超然辨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

文学褚亮：道高业峻，神气清远。学总书林，文兼翰苑。

文学姚思廉：志古精勤，纪言实录。临名殉义，风励俗。

太学博士陆德明：儒术为贵，元风可师。俦学非远，离经在兹。

太学博士孔颖达：道充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辞起。

主簿李玄道：李侯鉴远，雅量淹通。清言析理，妙藻推工。

天策仓曹李守素：贤哉博识，穆尔清风。游情文苑，高步谈丛。

记室参军虞世南：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世，并包六艺。

参军事蔡允恭：猗与达学，蔚有斯文。水霜比映，兰桂同芬。

参军事颜相时：六文科籀，三冬经史。家擅学林，人游书史。

著作佐郎摄记室许敬宗：槐市腾声，兰宫游道。抑扬辞令，纵横才藻。

著作佐郎薛元敬：薛生履操，昭哉德音。辞奔健笔，思逸清襟。

太学助教盖文达：言超理窟，辩折谈风。蒲轮远聘，稷契连踪。

军典签苏勖：业敏游艺，躬勤带经。书传竹帛，画美丹青。

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刘君直道，存交守信。雅度难追，清文远振。

其中，刘孝孙是武德七年（624），原十八学士之一天策府记室薛收去世后补进。

那么，为什么李世民会挑选出这十八学士，他们又为李唐王朝立下怎样的功勋？

十八学士之由来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唐太宗李世民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除此之外，他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并且从治国理政的层面，将文治发展视为安邦之要。《旧唐书・音乐志》载其言：

“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李世民自谦早年久历戎马，于经史之学涉猎未深；四海平定后便锐意典坟、广揽贤才，专意振兴儒学。立十八学士，有树模范、倡文风之意。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再者，李世民设立文学馆，立“十八学士”也有着抬高个人声望、借此网罗贤才壮大实力的用意。隋末唐初时期，门阀士族的影响力依旧根深蒂固，文学创作的关键力量是身居京城的文化精英，整个文化领域几乎都被贵族阶层掌控。如若获得文士们的支持，既能帮助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在贵族圈子里扩大声望，更能进一步争取到世家大族的拥护。梳理十八学士的士族出身与家学渊源又可以看出，十八学士地域分布呈现出以关陇士族为主、三大文化区域人员数量均衡的格局，彰显了唐李世民作为新兴王朝统治者，平衡权力格局，力图推动统治区内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及社会心理认同的努力。

从龙之功

十八学士作为李世民的文学侍从与智囊团队，从设立伊始，他们的命运就和李世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世民为秦王时，政治上的多次重要决断，都离不开房玄龄、杜如晦等学士的从中谋略。据《旧唐书·卷六十六·杜如晦》记载，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深为忌惮：

隐太子深忌之，谓齐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因谮之于高祖，乃与玄龄同被斥逐。

玄武门之变开始前，李世民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商议。时二人因唐高祖李渊下敕“不听复事秦王”，故回复称：“若私谒王，必坐死，不敢奉教。”李世民听后，派人将佩刀送去，以示决心。之后，房玄龄、杜如晦如约而来，与李世民、长孙无忌等人共商大事，共同制定了玄武门之变的具体策略。

玄武门之变后，房玄龄主导接管中书省，连夜起草《讨逆诏》《侍卫更替敕》等重要文书，将玄武门之变定性为“平叛”，清洗东宫、齐王府残余势力，更换皇宫侍卫，确保行政机器快速切换至李世民的掌控之下。《唐会要·卷五十七》记载：

“武德九年六月，中书省凡发敕命三十七道，皆出玄龄手。”

尽展才华

李世民正式即位之后，十八学士更是一展拳脚，在贞观开放、包容的环境中，各自发挥特长，均有一番成就。

房玄龄深谙政务运作之要，自贞观元年（627）起任中书令，贞观三年（629）迁尚书左仆射后仍综理朝政近二十年。他秉持“量材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参与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优化了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使中枢行政效率大幅提升。同时，他牵头修订律令，在《开皇律》基础上删繁就简、去重从轻，主持编撰《贞观律》，奠定了唐代法律体系的基础，其“宽简、划一、稳定”的立法精神，成为贞观年间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保障。

杜如晦则以“临事而断”的卓越才干著称，与房玄龄并称“房谋杜断”。他在贞观初年任兵部尚书、检校侍中，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尤其在平定割据势力、梳理边疆策略等事务中，精准把握局势，为唐太宗提供了诸多关键决断，其严谨的逻辑思辨与务实的处事风格，成为中枢决策科学性的重要支撑。二人协同配合，构建了贞观初年高效、有序的政务运行体系，为后续各项政策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隋以前，修史多为私人行为。武德四年（621），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上书高祖皇帝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正史，虽因客观条件止于中途，但为后来贞观时期修史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史料。贞观三年（629）开始，相继修成《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由十八学士撰写或参与撰写的多达四部之多。

房玄龄、许敬宗等主持修成的《晋书》，共一百三十二卷（今存一百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早年到东晋恭帝被废的历史，尤其开创性地设立“载记”体例，专门记述十六国政权的史事，既确立了晋室的正统地位，又完整保留了民族政权的历史资料，被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为“简而不漏，详而不芜”。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共同参与编撰《隋书》。《隋书》由魏征总知其务，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等参与编修，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姚思廉接续其父姚察的史学工作，完成《梁书》《陈书》的编撰，其修史注重史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对南朝历史的系统记载，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重要空白，为后世研究南朝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关键史料。

虞世南以书法与文献整理见长，他曾任秘书监，主持秘书省的典籍校勘与收藏工作，对隋末战乱中散佚的典籍进行系统性搜集、整理与校订，使秘书省藏书量大幅提升，为文化传承提供了物质基础；其书法兼善楷、行等多体，亦涉猎篆、隶，尤精楷书，所书《孔子庙堂碑》被誉为唐楷典范，推动了唐代书法艺术的规范化与传承。

孔子庙堂碑拓片，唐贞观四年（630）初刻，北宋重刻，虞世南撰并书。碑文记载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以隋朝故绍圣侯孔嗣哲之子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来源/西安碑林博物馆

十八学士同样深度参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贞观年间，唐太宗高度重视教育，推行崇儒兴学的政策，国子监成为全国最高教育机构。陆德明作为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曾任国子博士，其著作《经典释文》汇集了先秦至隋代诸家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考订字音、辨析字义，为儒家经典的准确传播与教学提供了权威依据，极大地提升了国子监的教学质量。孔颖达则牵头编撰《五经正义》，该书融合了汉魏以来诸家经学研究成果，对《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进行了系统的注释与梳理，统一了经学思想的关键内涵。《五经正义》于贞观十年（636）撰成，永徽四年（653）正式颁行后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规范了全国的教育内容，为贞观年间社会风气的净化与道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支撑。颜相时作为儒家学者的代表，曾任谏议大夫、礼部侍郎，在推行教化政策、规范礼仪制度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推动了民间教化的开展，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李玄道、薛元敬等学士则在军事领域有重要贡献。贞观初年，边疆局势复杂，东突厥、高昌等势力对中原构成威胁。李玄道曾任幽州长史，熟悉边疆事务，他多次向唐太宗进献边疆治理策略，提出“恩威并施、安抚为主”的边疆政策，主张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通过册封、互市等方式与边疆部族建立友好关系，为唐太宗制定边疆治理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薛元敬则擅长军事文书的撰写与军事谋略的谋划，曾任秘书郎、中书舍人，在平定东突厥、出征高昌等军事行动中，负责起草军事诏令、整理军情资料，其精准、严谨的文书工作为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同时，他还参与分析敌方军情，为军事决策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

苏勖擅长文学创作与文献编撰，参与编撰《括地志》，该书详细记载了全国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风俗民情，为贞观年间的行政区划管理、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地理资料。于志宁则以直言敢谏、注重礼制建设著称，曾任太子左庶子，在辅佐太子、规范宫廷礼仪等方面积极作为，多次劝谏唐太宗与太子注重节俭、体恤民情，其谏言对贞观年间优良政治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苏世长以忠直敢言闻名，在贞观初年多次针对政务中的弊端提出批评建议，其以谏为责的行事风格，契合了唐太宗广开言路的施政理念，进一步完善了贞观年间的谏议制度。

三彩武士俑，唐。来源/故宫博物院

“十八学士”在贞观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中，凭借各自的专长，在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个领域百花齐放，相互协作。他们的作为不仅直接推动了贞观年间各项制度的完善、文化的繁荣与边疆的稳定，更奠定了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其群体所展现出的务实精神、学术素养与责任意识，成为贞观年间政治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官僚体系与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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